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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2013年，中央史无前例地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。近年来，作为与大国（美、俄、欧等）、发展中国家（非洲、拉美等）并列的一个交往对象，周边外交的重要性逐步上升，被置于中国外交优先议程。

  为什么“周边”对我们逐渐重要？要知道，“周边外交”在新中国70年的外交史上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。在冷战前期，中国一般将交往对象划分为社会主义国家、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等。到了中后期，则主要划分为第一世界、第二世界、第三世界。一直到冷战快结束时的1988年，政府工作报告中才慢慢的出现“周边”一词。

  社会主义、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分类是以意识形态划线，而第三世界、发展中国家、大国外交等提法是以实力划线，周边则是按地理距离划线。周边一词的采纳与突出表明中国的整体外交趋势是从虚（意识形态）到实、从远到近。

  为什么会这样？归根到底还是中国在走向开放与成长。在封闭状态下是无所谓远近的，边界之外都是不了解、不交流的异域。所以，在改革开放以前，几乎不可能使用周边、周边外交等词。从大国成长的角度看，我们可能也花了较长的时间才弄明白：一国要成长为全球性大国，首先必须得成长为地区大国；要拥抱全球化，首先必须得搞好地区化。

  上海合作组织、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安排的建立表明了中国在这方面的认识与进步，但面对CPTPP的冲击，RCEP、中日韩自贸区还没有谈成，地区化的成果有限。在此背景下，对周边的投入应该继续加强，而不是削弱。

  要继续加强与四周的国家的交往，使我们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更加紧密，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为什么这些国家对我们表现出的往往不是热情与开放，而是一种天然的“恐惧”和“敏感”？

  这是由中国与四周的国家的现实状况和历史渊源决定的。四周的国家与中国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，即一方面，除日本、印度等外，绝大多数国家与中国之间实力悬殊，处于极端不对称的状态：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人口来看，大多数四周的国家不如中国的一个省甚至是一个市，在关系博弈中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；另一方面，中国历史上在亚洲建立的以中国为中心、四周的国家向中国“纳贡称臣”的朝贡体系是四周的国家深刻的历史记忆，由于地缘、历史和文化的联系，随着中国走向复兴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影响力日趋增强 ，它们担心中国的朝贡体系会“王者归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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